水、大氣、土壤的污染防治是我國當前關注的焦點，想擺脫這種局面，環境管理是重點。但是我國大多數地區的環境管理仍然沒有擺脫被動應對和末端管控的局面，效果不是很理想。有業內人士指出，我們應該從生態環境保護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環節入手，尋求新的突破，環境管理的主動參與成為這其中的關鍵。

環境保護部近日開展地方環保部門生態環保重點工作創新大討論，陳吉寧部長在大討論中指出，要進一步理順不同層級政府的環境管理權限，強化和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努力構建政府主導、部門協同、責權明晰、運轉順暢的環境管理體系。

從總體上看，目前，無論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大氣污染治理、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處置，還是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PX項目環評審批，我國大多數地區的環境管理仍然沒有擺脫被動應對和末端管控的局面。一些環保部門的環境管理工作還沒有真正切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戰場、主干線和決策層，所以，始終難以擺脫四處消防救火和工作事倍功半的窘境。業內人士認為，環境管理戰略轉型應從政府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式、宏觀決策和考核問責等對生態環境保護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環節入手，努力尋求新突破。

首先，主動參與政府發展思路的研究。政府的發展思路主要包括發展目標、發展方向、發展重點、功能區劃等，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影響是方向性的。當前，有些地區不顧區劃、交通、區位、環境、資源、人才、資金等實際情況，一味強求地方縣甚至鄉鎮建設工業園區，導致區域環境污染加重。為此，要主動加強相關調研，參與政府發展思路的前期研究，從源頭上為政府的宏觀發展思路和與之相配套的各類規劃提供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建議，避免存在重大偏差和失誤的發展思路付諸實施，在經濟和環境上付出難以承受的損失和代價。這是環境管理主動介入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關鍵出發點。

其次，主動參與政府發展方式的優化。政府的發展方式主要包括實現發展目標的發展路徑、增長方式、資源支撐、環境約束等，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影響是全局性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主要存在兩種典型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一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二是開采礦產資源，全面放開，有水快流。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條件所限，這些粗放的發展方式不同程度地導致資源供需緊張的矛盾加劇，環境承載不堪重負。當前，一些地區仍然存在拼資源、拼環境、拼安全、拼勞保的粗放式和外延式的發展方式，落后的產業結構和分散的低端產業給當地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和風險隱患。因此，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集約化的創新發展方式，在傳統產業中有機嵌入高新技術、清潔生產、循環經濟、低碳發展等技術和理念，持續優化空間布局。這是再造傳統產業和優化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也是環境管理主動進入經濟發展主干線的戰略轉型的重要支撐點。

第三，主動參與政府發展決策的論證。政府的發展決策主要包括實現發展目標的經濟政策、稅收政策、招商引資、空間布局等，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我國多年的發展經驗表明，政府的重大決策會對環境產生很大影響。例如，國家為鼓勵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會給予電價補貼，為淘汰落后產能實施階梯水電氣價，為保護生態環境進行生態轉移支付等，促進了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同時，政府重大決策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如一些地區制定的招商引資政策，投資方可以違背城市規劃和環保要求自由選址，禁止政府部門執法檢查，政府代辦環評手續，免征排污費等，造成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環境問題層出不窮。為此，各級環保部門應根據國家和地方的環境法規、政策、標準，提前參與各項政府決策的論證過程，并逐步向政策環評過渡，以有效利用政府的行政資源和經濟手段，不斷引導出臺環境友好型政策，防止政府宏觀決策出現重大瑕疵，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和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以及可能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嚴重危害。這是環境管理主動參與經濟發展決策層的戰略轉型的最佳結合點。

第四，主動參與黨政考核體系的制定。黨政考核體系主要包括實現發展目標的市縣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黨政領導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和相應的問責制度等，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影響是導向性的。近期，國家連續下發了《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和《關于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各級組織人事和紀檢監察部門正在制定實施細則。環保部門應結合貫徹執行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和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要求，抓住機遇，主動向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匯報，積極加強與組織人事和紀檢監察部門的溝通協調，在實施細則中最大限度地體現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要求，引導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破除唯GDP論英雄的觀念，更好地統籌處理好發展與保護、速度與質量、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長遠等重大關系，走綠色發展之路。這是環境管理主動掌控經濟發展調節閥的戰略轉型的杠桿著力點。